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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政府已经和富士康达成协议，要求富士康要将引进部分研发环节，以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链取代部分劳动密集型加工生产。”

　　透过深圳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秘书长王川流的办公室窗户，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

　　在深港边境线的深圳河南岸，被称为“河套地带”的香港境内，依然是郁郁葱葱的农田和荒地，而河北面的深圳境内已是高楼林立。

　　王川流感叹，只有1000平方公里的香港百年来谨慎开发了香港不足30%的土地，而两倍土地于香港的深圳，在享受25年来经济特区发展成果的同时，城市用地却已经显得很逼仄———“深圳关内已无成片可供开发的土地”。

　　原有的外贸加工型企业，“要么转型，要么搬走”。而这正是深圳市有关方面的明确态度。显然，如若被迫搬迁，港台资企业的压力最大。

　　转型“30条”

　　《深圳市吸收外资“十一五”发展规划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得出结论认为，资源的紧迫“整体上不能满足跨国公司制造业项目特别是大项目落户的土地需求”，一种广泛的意见在深圳市政府和企业之间流传，要解决深圳“四个难以为继”———一是土地、空间难以为继；二是能源、水资源难以为继；三是实现万亿GDP需要更多劳动力投入，而城市已经不堪人口重负，难以为继；四是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

　　在今年6、7月间，由市政府多次召开的深圳“产业升级”的座谈会上，两种不同意见引发了一场争论：深圳发展高科技产业还要不要传统制造业？该如何对待早期落户深圳，为深圳经济腾飞作过贡献、从事传统行业的港台商人？

　　深圳市台商协会常务副会长庄世良说，深圳市政府近期向各港、台企下发一份“关于扶持外贸加工型港台资企业完成产业转型”的条例，“有30多条，公布了企业调整的机制”。

　　庄说，条例大多是扶持企业转型的，只有污染与耗能两条是绝对执行。但庄认为，该条例给深圳的港台商带来极大压力。

　　首先，深圳市从7月1日起大幅提高了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深圳关内外分别从原来的680元和580元提高到810和700元，这对以“低成本”制胜的港台资企业是一次很大的冲击；

　　此外，深圳市对企业的污染排放、耗能标准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深圳“十一五规划”中规定，能耗电耗年均增长不得超过1.7%，水耗年均需下降3%，“这可作为外资工业企业万元增加值能耗控制的目标”。

　　庄世良还认为，要求增加了，但是缺水缺电的现实却久拖未决。深圳关外的企业一周都只能正常开工四天，机器经常闲置的局面已经维持了将近两年。

　　搬走还是留下？

　　“深圳市政府已经和富士康达成协议，要求富士康要将引进部分研发环节，以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链取代部分劳动密集型加工生产。”深圳市龙岗区政府人士透露。

　　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市政府极其“大方”地在当时人烟罕至的宝安区龙华镇辟出大片工业土地，引进台湾地区高科技企业龙头老大———鸿海———落户时，并没有想到富士康日后的成长速度，让慷慨的深圳市仅仅在十几年后就开始出现土地资源捉襟见肘的问题。

　　一方面，富士康对于支撑深圳庞大的经济总量来说越来越变得不可或缺，2005年，富士康出口额为100.4亿美金，几乎占了深圳市全年电子产品出口总量的1/5；另一方面，年销售额平均增长几百个亿的富士康对土地的“饥渴”日甚一日，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十几年内由1家变为3家，工业用地超过150万平方米，深圳市在资源匹配上对富士康已经消化不良。

　　但是，这个急速膨胀的出口“大户”也面临升级问题：富士康在深圳近20万员工，大都为流水线上的工人；由于附加值较低，加之享受各种税收优惠，富士康给当地带来的财税贡献也远低于深圳本土的华为、中兴等企业。

　　“深圳不会让富士康走，但是对中小型港台企业来说就不一定。”相比深圳市对“出口冠军”富士康较为“通融”的做法，更多港台资企业只能主动选择逐渐搬迁。

　　一家不愿意透露身份的香港上市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从事印刷业的公司正已经渐次从深圳福甬一带迁走，“在中山搞了一块五百亩的地”。他未来的构想是，将大陆的总部依旧保持在深圳，但是生产等环节转移到珠三角西岸。

　　而在大多数港台资企业看来，近期出台的种种“转型”规定，虽然没有强制企业搬迁的明示，但其实际效果将最终导致企业不得不选择迁出深圳，转战到劳力成本更低、用水用电更为方便的珠三角西岸，抑或深入湖南、江西等邻近省份。

　　青睐欧美与民营企业

　　“很多人的观念里有一个误区，深圳产业结构调整了，好像是深圳要把外资都赶走了一样，尤其是最早来深圳投资的传统产业都轰走。”王川流解释，“这不过是深圳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政策所做的调整而已，从高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流动，这本来就是制造业转移的经济规律。”

　　近一年来，王川流已经带领有意搬迁的企业六下广东韶关考察，“假如这个企业确实是很老的传统企业，我们主动介绍它到低成本的地方去。”而这个位于广东内陆的地级市，前两年曾经敏感地嗅到了新一拨外资迁移浪潮的来临，打出“一块钱地价”的招牌，招徕深圳东莞一带的港台企业。

　　而对深圳而言，在其短短的25年发展史中，这已经是港台资迁移的“第三次浪潮”了，其连续的状态就像一场接力赛：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深圳作为外资进驻的第一站承接了大量来料加工型的港台资企业，一直到90年代中期深圳政府开始着力转型，转向大型企业与高科技项目，从而造成“挤出效应”，将不少中小规模台资企业挤向了深圳周边地区，从而造就了东莞，此为第一拨浪潮；90年代末-20世纪初，长三角加入与珠三角的竞赛，分流了部分外商投资，此为第二拨浪潮。

　　在王川流看来，深圳近期资本的第三次流动为“内在动力所致”，他认为“深圳已经发展二十多年了，需要流动了，而产业结构调整是这种流动地内在动力”。

　　在深圳2000平方公里的有限土地上，不得不率先迁徒的只能是，当年最早落户深圳、同时占据最多资源的港台资企业了。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